在不了解新加坡背景的情况下，只看工资高，就认为高工资就能降低腐败，是非常片面的。这些进入政府的高能人士并不是被金钱所吸引，而是实际上不得不做出经济牺牲。如果他们是被钱吸引了，他们就不需要当官了，因为他们的俸禄已经很高了。因此，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但另一个作用是减少腐败的诱惑。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虽然拿的部长级薪水不是很高，但在任期间，他们会规划“退出策略”，比如准备在卸任后写书、讲学，或者成为政治机构的顾问或研究员。众所周知，香港的决策者，例如政治任命者和公务员，其薪水不如新加坡高。然而，尽管他们的收入高于其他国家（如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但许多人并不满足，在任职期间从事不正当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退休后，也有一些会从事志愿者工作或者休闲活动。会有一些人在任期间为未来做好准备，专注于退休后的收入保障，也有一些人进入相关行业，让整个公务员队伍名誉扫地。

李光耀引入了精英统治。他希望吸引各领域的顶尖人才进入政府担任领导职务。他的对象是有能力、诚实、品行好的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如果他遇到这样的人，人民行动党就会邀请他们加入政府。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牺牲200万新元、300万新元甚至500万新元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让他们担任年薪约100万新元的部长职位也不容易。可见，新加坡政治的性质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新加坡人不太愿意进入政府，必须受到邀请。

那么新加坡如何维持一个诚实的政府呢？除了工资高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诚信政府是人民行动党的原则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如此重视政府的诚实。人民行动党徽章的白色中心代表诚实和正直。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次大选，内阁宣誓时身着白色服装。白色服装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制服，他们在所有重要活动中都穿着，显示出他们对诚实的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

新加坡刚独立时，邻国领导人贪得无厌。政府官员中普遍存在腐败、堕落、贿赂和勒索行为。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国民党、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新加坡，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那些遭受压迫的同志一旦获得了自由，自己就沦为掠夺者。

人民行动党在亚洲革命时期崛起，从殖民列强手中赢得了自由。然而，他们的领导人来自资产阶级，其中许多人曾在剑桥接受过教育。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钦佩马来亚共产党的朴素作风。他们发誓要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李光耀说，如果他们不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他们就无法生存。

有人说，光靠决心和原则建设廉洁政府是不可能的。如果建国一代领导人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原则，以他们的领导人为榜样，即使没有万无一失的制度，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时期保持廉洁的政府，并具有影响力。

新加坡逐步建立起了廉政制度。

首先，反腐败法减少腐败的机会。1960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了《防止腐败法》（简称《法案》）。该法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减少腐败机会，使腐败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并及时严厉地予以处罚，以震慑此类行为。

该法制定了广泛的条款来定义贿赂和腐败以及其他类型的腐败行为。根据奢侈的生活方式、支出超过收入或资产超过收入等证据，官员将被认定犯有腐败罪。该法案还赋予调查人员调查和寻求证据的巨大权力，被告家属和其他证人有义务提供有关严厉处罚的信息。

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减少腐败机会是新加坡反腐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国家和社会资源有如此大的控制力并进行如此大规模投资的政府之一。很多大的投资项目都是政府做的，80%的住房都是政府建设的。官员利用职务发财的机会很多，但由于法律严密，阻碍了腐败的途径，官员腐败的机会较少。这种制度要求权力分散在多人手中，重大决策不能由一个官员单独做出，而必须有其他几个官员的参与。政府合同必须层层审批，责任明确。

第三，成立了一个强大的腐败调查机构——腐败行为调查局（CPIB）。CPIB目前有77人，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利器。它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它赢得了新加坡人的信任，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要求任何被调查的人报案接受询问，任何向其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人都将面临罚款或监禁。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CPIB能够密切监控官员，腐败行为很容易被发现。

一个国家的反腐败措施是否成功有效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这不仅是法律的严格程度，也是法律执行的严格程度。如果受到惩罚的风险很小，即使严厉的处罚也无法遏制腐败。如果人们认为受到惩罚的风险很高，那么威慑作用就会很大。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的罪犯被捕率是菲律宾的40倍。在逮捕率低的地方，被抓的人会不高兴，要求知道为什么自己受到惩罚，而其他人却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会觉得是运气不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犯罪必须明确界定。一旦违法，就必须进行处罚，而不考虑官员的职位、关系、违法者的数量等其他因素（例如，如果法律将贿赂定义为收受1000美元或以上，但由于违法者太多，则只有收受10000美元的人才会受到惩罚）。这将模糊犯罪的界限，而模糊的界限将鼓励官员不断突破界限。新加坡的做法很简单，任何越界的人都会受到惩罚。20世纪60年代，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却秘密与波音公司联系，要求提供有偿服务。此事被发现后，尽管只是怀疑，李光耀还是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大臣后来遭到其他人的唾弃。

第四，没有公开就没有廉洁政府，秘密运作就是腐败的根源。这需要政府事务的透明度，例如项目招标，这些事务受到良好监管并公开。如果有人有怀疑，可以提出问题，有关部门必须提供解释和证明文件。

第五，新加坡的廉洁政府是几十年公民教育的结果，培养了公民良好的品格，形成了廉洁的政府和社会，腐败官员被视为公敌。新加坡社会是法治社会，民众大多遵纪守法，不会立即利用人脉关系。因此，新加坡很少有贿赂现象。

新加坡的廉政是由一整套制度组成的，包括原则、社会文化氛围、开放的政府、法治和严格的组织，而高薪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将新加坡政府廉洁归咎于高薪是一种误解。仅靠高薪并不能防止腐败，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贪婪是无限的。如果不是，为什么生活优裕、待遇高的大官还要钱呢？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涉嫌从腐败中收受高达420亿美元（约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40%），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收受约5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秘鲁前总统藤森从本国收受数百万美元，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收受50亿美元至80亿美元（约占扎伊尔每年接受的国际援助的40%）。这些又该如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人的贪婪是无限的。

为了防止腐败，官员能够保持平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如果工资太低，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就会出现腐败。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官员的工资只能覆盖他们生活费用的三分之一左右，迫使他们采取敲诈勒索的手段。很多外国游客一入境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当官员的工资足以维持一般生活时，预防腐败就取决于制度和文化。

人民行动党的另一项政策，即支付部长和公务员的高薪，也与公众对礼节和公平的看法发生冲突。这是一项以精英原则为依据的精英主义政策：最有才华的人应该得到“足够的”报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光耀在野以来，他一直赞成向政治官员和公务员支付最高工资。

理由有三个。如果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私营部门赚更多的钱，政府将无法招募或留住这些人才。这让人想起新加坡的一句俗话：“如果你付花生，你最终会得到猴子”。李这样解释这个问题，“那个让人怀着深刻信念和强烈动力的革命变革时期已经结束。我们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财富是由进取心创造的。”

自从人民行动党招募了技术官僚以来，类型而不是政治活动家寻求高位，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以及权力有其自身回报的想法可能有所减弱。

其次，与职责相称的薪水鼓励高标准的廉洁和反腐败。正如李所指出的，部长和公务员工资过低导致了许多亚洲政府的破产。

第三个原因涉及公众眼中的威望和荣誉，甚至可信度，因为在新加坡，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往往主要由过一个人的收入和资产决定。